摘要：戴高乐的威权主义虽然与拿破仑、路易·波拿巴的政治伦理一脉相承，且在法国不乏群众基础，但是不断涌现的革命与社会运动又代表了法国另一个方向的政治传统。 ...
尽管诸如采光权之类的相邻权确实容易与环境权产生混淆，但仔细分析，两者在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这其中，宪法咨议会的角色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故此，本文将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翻译为宪法咨议会，而将其前身、第四共和国时期的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制度翻译为宪法委员会。[39] 这一口号在2012年大选中被更为左翼激进的梅朗雄所沿用。此后，戴高乐的威权主义逐渐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式微，其后的总统虽然依然秉持着其所开创的第五共和国宪政体制，但却无人再能重塑戴高乐的强人政治格局。如此一来，正如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所主张的，通过法治而实现民主的中国道路将会走的更加平稳而有效。于是，关于如何保障宪法的条文得到切实履行的议题开始引起了讨论。
……各届‘政府全是依靠妥协而组成的，刚一成立就四面受敌，有时由于内部倾轧和意见分歧随即发生动摇，以致成立不久就被一次投票所推翻……[27]稳定的宪政秩序很难持续，作为重要宪政机制的宪法委员会就更难发挥作用。[25] Didier Maus, Les origins : avant 1958, limpossible contrôle de constitutionalité, dans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La documentaire Française, Paris, 2007. pp. 29-30. [26] 芦布信喜：《讲座•宪法诉讼》（第1卷），有斐阁1987年版，第155页。[4]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稳定运行之后，目前权力配置结构正在酝酿调整，对此需要在宪法层面进行分析和判断。
宪法最显著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民主程序和法律界限，确保任何具有长远影响的制度变革都经过审慎和充分的民主协商，进而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性和未来生活的可预测性。我国的现行宪法经过四次修改，共颁布了31条修正案，宪法文本本身已经比较完善。除《宪法》总纲的少数条文之外，《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共分七节79个条文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性质、地位、组织、职权和行使职权的方式等作出详细的规定。[41][美] 马克·图什内特著，田飞龙译：《宪法为何重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因此，国家机构的改革应该把人民意志和人权保障作为改革成败的衡量标准。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14]有学者认为：实践中，通过宪法惯例不断完善国家主席的职权，如国家主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国家主席再度成为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中枢，实践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机构体系的法治化进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是一个新的国家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是否应当写入宪法等问题，无论是党的公开文件还是全国人大都没有做出明确说明。[42]前引[40]，马克·图什内特书，第6页。[44]秦前红：《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国家监察委员会授权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制度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47]万毅：《检察权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第92页。[37]上述变化反映出改革者法律实践智慧的成长。[34] 与上述问题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虽然只涉及到中央层面的权力配置，从而较少引起关注，但其中隐含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设计，以及对国家主席职权实体化的潜在影响，仍然是在宪法缺席背景下的制度设计。
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体制，次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成立。
2014年开始试点目前已在全国推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虽然改革集中的地方层面，但由于改革涉及人大、法院、检察院之间横向与纵向关系的调整，对宪法框架的稳定性存在潜在影响。[33]刘松山教授认为：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并让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就必须考虑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几个重大问题：第一，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监督？第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第三，还会牵涉能否对党进行宪法监督的重大问题。
[27]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4页。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国家机构改革也随之步入快车道。并且，有些改革举措已经波及宪法上的国家权力基本架构。二是突破性改革隐含修宪意图。[40]形式合宪对宪法文本的规范效力有较高要求，基于形式合宪论的基本立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合宪的唯一标准是宪法文本，而文本的涵义则通过宪法解释机制进行阐释。[22]《宪法》第10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缺乏权威宪法解释的情况下，改革决策者往往都会谨慎处理与宪法的协调性问题。由此可见，宪法文本对国家机构改革呈现出不同的规范强度。
因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目前的若干重大机构改革方案，具体分析宪法文本对国家机构改革的规范必要性和规范强度问题。[5]根据目前的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将改变一府两院的权力结构，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国家机构新格局。
概括而言，国家机构改革对宪法文本的回应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改革方案遵守宪法。其中，实质合宪论是一种以价值理性为本位、以实践为基础的学说。
不仅如此，宪法在修与未修之间仍然会设置相应的机制使某种必须进行的改革得以暂时回避宪法的判断，如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或重大事项决定权，授权实施改革，从而为改革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宪法特区。特别是为推进司法职业化，破除司法地方化，最大程度上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体制改革在法官检察官遴选、跨行政区划设置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等方面积极推进改革。[48]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第5页。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39]相对而言，实质合宪论的局限性或陷阱也被学者广泛批判。如司法体制改革要破除司法地方化，但对于目前暗含于宪法中的法官任免机制，特别是对于地方人大选举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有关规定，却暂不处理。
从形式合宪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当某一需要接受宪法约束的行为超出了宪法解释对相关文本的涵义界定，也就突破了宪法的界限。郝铁川：《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法学》1997年第5期。
[26]宪法文本在一定时间内落后于改革实践是制度变革的政治选择。司法体制改革在6个省市先行试点后，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主要由行政监察和原属于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构成，其中行政监察权是行政权力毫无疑问。形式合宪反对事后确认式的回应型修宪模式，让试错性变法的碎片化成果得以拾辍、提炼，并纳入宪法轨道，获得普遍性意义。事实上，宪法在制定之初就预见到了诸如文本落后于社会发展、文本忽略了对某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变革、旧宪法观向新宪法观的转型，等等。在此背景下，国家机构如何依宪改革，宪法文本如何通过解释和修改积极回应国家制度变革的现实需求？已经成为宪法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但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对此作出宪法解释。但在宪法规范内涵不明确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做出明确解释的情况下，则坚定且审慎地推进改革。
审慎的制度变革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宪法对未来发展所应该提供的制度保障。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期，第14页。因此，2000年《立法法》赋予省会城市和国务院确定的较大市立法权，并不与宪法相抵触。
